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二、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文明。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但国内学者对其的认识侧重于术语所表达的静态法律体系。中华法系本身并没有解体，也没有终止，而是艰难地存续并继续探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终将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从历代《刑法志》中，都能看到对于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轨迹大致相似的记述。外在因素直接促动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但法治发展过程中循常不变的因素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我们对之具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在新时代理解中华法系，应当努力探寻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的契合点，并从中看到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未来方向。外在因素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产生了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代际更替，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30)杨立新：《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页。

近代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将权利不得滥用抽象和提升为民法原则，并被各国民事立法、司法所借鉴。(104)对于低地所有人所遭受的损失，给予相当的补偿与补救措施，以此来平衡双方利益。3.客观判断标准的引入 大理院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观标准过于抽象的问题。其二，在某些案件中，大理院通过对权利滥用的禁止，改良风俗，体现出进步的一面。

(108)仅在以通行围绕地为必要的范围内，限制邻地所有权人的权利行使，而土地所有人在此范围之外行使其土地所有权，则不受限制。(14)《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一方面对其权利行使进行限制，以减少其对低地造成的损害。对此，最终判决表达了如下观点：查权利之行使，是否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权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与他人及国家社会因其权利行使所受之损失，比较衡量以定之。(58)观点相同的还有：若主要在损害他人者。(89)被继承人若已同意遗产分配方案，则不可再行反悔，否则即与所引起的信用相违背，构成权利滥用。

其一，剥夺滥用权利者的权利。民初大理院通过援用该原则，在权利行使的层面对民众进行引导，借以阐发近代民法价值观，但期间亦面临着保守与进步的博弈。(123)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有司法裁判将损害他人为目的作为权利滥用的判断标准，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8835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如下内容：民法总则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15)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在成文法中对权利滥用进行限制，其第226条规定：如权利的行使专以加损害于他人为目的，则不得行使权利。

倘其权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极少而他人及国家社会所受之损失甚大者，非不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50)当代学者对权利滥用的性质也有讨论，如郑玉波认为：权利之滥用者，乃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与权利之本旨(权利之社会性)。

当放弃权利违背公益时，也会构成权利滥用。我国台湾地区不少判例仍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作为判断权利滥用的主观标准，例如在某判例中，因土地承租人出价过低，出租人将其土地转售他人，以多赚三四千元，承租人认为其构成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因而提起诉讼，对此，法院的判决为：行使权利，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若当事人行使权利，虽足使他人丧失利益，而苟非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即不在该条所定范围之内。

(37)参见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403页。一方面又限制了夫对妻宗教信仰的滥行干涉，倡导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新风气。作为近代中国法律继受的关键环节，民初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适用尤其值得考察，然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着实不够。该章开头的立法理由提道：本法关于权利行使之规定，仍有相当之限制，即不得以侵害他人为主要目的。(4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2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也有权利不得滥用的立场和要求。

大理院1918年上字第1308号判例也有新旧参半的情况，大理院曰：妇人私法上之行为固受夫权之限制，但其宗教上之信仰自由，自非夫权所得禁止。例如父母滥用亲权时，则成为权利全部或一部停止之原因。

虽然所选取的仅是个别地方的习惯，但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社会，这类邻地用水纠纷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侵权责任的一般承担方式中，恢复原状是常见的损害弥补手段，但大理院站在顾全社会经济的立场上，限制了恢复原状请求权的适用：土地相邻人若逾疆界线侵及他人土地，于其地面建筑房屋墙址，而其所侵损人甚属微小者，邻地所有人固亦得于该屋墙竣工前，请求建筑人拆废或变更其建筑之主张。

而其疏通之方法，原则上固因开浚其水流之故道，但若故道不能开浚，或虽能开浚而费用过大，有种种困难情事者，自可由当事人别求疏浚之方法。(98) 其三，承担民事责任。

(83)类似的限制赡养权放弃的案件，还有大理院1917年上字第1123号判例：凡养赡权利，其权利人不能率意舍弃，故扶养义务人纵得权利人之同意将其权利加以限制，或由权利人为舍弃之意思表示，而为公益计，究难认为完全有效。(43)蔡墩铭主编：《民法立法理由·判解决议·实务问题·令函释示汇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44页。③这些研究成果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西方演进过程中所涵摄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该原则作为西方民法学的一项重要原则如何继受到中国，既有研究却几无涉及。(82)即使是正常行使权利也可能伤害他人权利，然揆诸此二则判例之具体案情，可知大理院仅反对在非必要情况下行使权利对他人权利造成的侵害。

大理院1918年上字第1379号判例中，孀妇小鸦自愿改嫁，而上告人想撤销其婚姻，强令其抚孤守志，大理院否定了这种做法，剥夺了其主婚权：本院按前清现行律虽载‘孀妇自愿改嫁，由夫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母家亦无祖父母、父母，仍由夫家余亲主婚。在私法社会化思潮的推动下，民初大理院援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进行民事裁判，同时对权利滥用的判断标准和法律后果等进行探索和提炼，并根据不同情况对权利行使受限制的当事人给予适当保护。

《摩奴法典》规定：任何人都应该修筑高于骆驼视线的栅栏，还应该把猪狗可以钻进头去的所有洞口堵住。(88)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承继编)，台北犁斋社2012年版，第625页。

(78)1916年《奥地利民法典》为此追加规定，强调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等语，但夫家祖父母、父母或余亲如果故意抑勒不为主婚改嫁者，自得以审判衙门之裁判代之。

在法制未备的年代，尤其是民事审判法源稀缺的情况下，大理院不仅从民事权利的内容方面推进民法理念的传播，也着眼于民事权利的行使，在民事权利行使的层面贯彻民法的价值，运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对老旧腐朽的风俗习惯进行裁汰，对正面的中外价值观念给以传承与弘扬。如果别无宣泄之路或邻近公共河流而疏浚之劳费过巨者，则虽有主低地，亦自不能不许其通过。(96)前引(88)，黄源盛纂辑书，第844页。(17)之后，奥地利、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制定与修改，都相继规定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当代学者亦指出：若将权利滥用的害意标准绝对化，或特别强调行为人损害他人的目的，则难免限制了权利滥用的制度功能。(89)前引(88)，黄源盛纂辑书，第628页。

(77)参见姚志明：《诚信原则》，载《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9期。(20) 诚如学者指出的，权利滥用概念，并非一开始就伴随权利概念的形成而出现，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法观念而存在，之后才在判例中被解释和运用，并逐渐生成成文法上的具体规则。

(三)权利滥用的法律后果 违反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自然会得到法律上的否定评价。(13)至近代欧洲，《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最绝对地享用和处分物的权利，但法律或条例禁止的使用除外。